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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涵带孩子出门看病。

很长一段时间，林涵（化名）不愿回忆过去半年的经历。她总觉得那不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，尽管她真切地经历过拥有孩子的喜悦和被困失去自由、仓皇逃亡的恐惧绝望。

直到2017年10月21日下午看到儿子的体检报告单，“轻度脑萎缩”几个字仿佛巨石般砸向她，击溃了她。

丈夫也因为回不了国生意失败。跟我们一起被滞留的两对代孕夫妇先后“跑路”。我不愿走，还是想以正规途径回国。从未对我发过脾气的老公，第一次歇斯底里地爆发了，骂我“到现在还没清醒过来”。我默不作声，一个劲地哭。

惊魂逃亡

最终我们也逃了。

2017年10月9日，在收到法院传票后，我和丈夫花了26500美金，找当地的蛇头偷渡回国。

出发前，蛇头告诉我们，路上会很艰辛，贵重物品都不能带。我们就把所有行李都扔了，什么都不敢带，只买了一个背包，装孩子路上用的奶粉、奶瓶、湿巾、纸尿裤等。我和丈夫还特地买了套当地人穿的花衣服花裤子穿上。

下午五点，天开始变黑了，一男一女两位蛇头来酒店接我们，把我们转移到蛇头的一个民宿窝点。第二天早上九点多，我们从金边出发，坐七八个小时的皮卡车后到了一座桥边。4个骑摩托车的柬埔寨女人正等着我们。

车门一开，我还没反应过来，一位胖胖的女人一把抱过孩子，拿出一块事先备好的脏毛巾盖住孩子的头。另一位女人帮我拿包，甩给我一件黑衣，示意我套上。他们说越南话和柬埔寨话，我听不懂，只能按她们说的来。

坐上摩托车后，胖女人抱着孩子坐我后面。我不敢动，也不敢回头，一只手死命地拽着孩子的小脚。车疾驰在山路上，绕来绕去，大约半小时后，来到一个关口，开始冲关。我缩着头不敢看，只隐约听到一句“OK”后，车便冲了过去到了越南境内，停在一家小卖部门口。整个过程不过5分钟。

下车后，胖女人把孩子递给我。我打开毛巾一看，孩子的脸被捂得红红的。丈夫坐的车迟迟没有来，我胆颤心惊，心想完蛋了。

半小时后，老公终于出现。他说，他们过的那个关口突然有领导检查，蛇头便绕另外一个关口过关。他当时想着要是出了问题，让我和孩子先走，不会拖累我们。我俩就在那儿，他看着我哭，我看着他哭。最后老公就拍我，说别哭了，我们最难的一关也过了。

没过几分钟，我们又坐上了摩托车。我把孩子放前面抱着，一只手拽着前面人的裤带，一只手拖着孩子的头，又紧张，手又动不了。车子绕了一个多小时后，让我们下车，我的腿还在发抖，老公就把孩子接过去。蛇头告诉我们，今晚没车了，要在越南过一夜。

第二天一早，我们吃了个米线就出发了，坐了10几个小时的大巴后下车，肚子饿，就在路边买干面包啃。之后又坐了2小时的出租车，换上另一辆大巴，从越南的南部开到北部，两天两夜，我们这辈子都没受过这样的苦。

我跟老公挤在车子最底层，窝着身子，轮流换着抱孩子。数星星数月亮，分分秒秒煎熬到骨子里。孩子哭，只能用矿泉水冲奶粉喂他。我心里一阵发酸：他大概是最小的偷渡客吧。

从大巴上下来后，又坐了七八个小时的出租车到了中越边境的A城（化名），喝口水休息下，再次坐上摩托车，之后坐摇橹船过一条河，穿过河边的草丛，来到一处两米多高的围墙。蛇头告诉他们，翻过这道墙，就是广西的C镇（化名）了。

墙下，一位边民手扶梯子等候着。老公一手扶着孩子的头，一手爬梯子。梯子晃了下，孩子差点就摔下去了。我吓傻了，从钱包中抽出一张钱塞给扶梯子的人，那人立马把梯子拽紧。

等老公过去后，我看着高墙不敢爬，双腿害怕得发抖。老公抱着孩子说：“没事，你爬。”我深吸了口气，死命拽着梯子，一步步往上爬。脚落地后，差点没站稳。

再往前穿过一条小巷，几条大猎狗冲着我们叫。蛇头说：“你们从这儿出去就可以了。”

一出去，就看到了C镇的大门，我跟老公一下子瘫软跪地。我说，老公，到了，我们这回可以回家了。丈夫“哦”了一声。我又热又累又饿，眼泪没忍住，哗地一下流出来了。

“他这辈子怎么办？”

谁知回到家第二天，就出问题了。

我带孩子去医院检查。一去，就发现孩子不对劲，他的头使劲往后仰，按都按不住，脚后跟也不会着地，脚尖是绷着的。同龄孩子能做的动作，他都做不了。新生儿评分也不及格。

四天后，去医院拿检查结果。去的路上，我心里祈求老天，我们吃了这么多苦，孩子千万不要有什么问题。

拿到报告单的那一刻，看到上面写着“轻度脑萎缩，脑积脓脑积液可能”，眼泪一下子就出来了，内心崩溃。我拼了那么大努力把他带到世界上，他是一个不健康的孩子，他这辈子怎么办。

林涵孩子的病情诊断书。

第二天去见医生，心里盼着：医生告诉我这只是个误诊。然而，医生一看片子就直摇头，说孩子情况很严重。

这之后，我带孩子去做了串联质谱筛查，排除了遗传因素的影响。开始每天给他头上打神经节苷脂，促进大脑发育；每天带他做康复、理疗、按摩。

医生说，他发育神经那一块是空白的，怀孕后期没有发育好，如果产检过程中及早发现，还有代妈的营养得到完善的话，或许不会这样。

我找到代孕机构的负责人。他说：“如果是我们这里做的、不健康的，你可以放弃这个孩子，我们重新给你做一个。”

我说：“孩子都三个月了，什么叫放弃孩子？我把他放到哪里去？”

对他们来说，孩子或许只是一个商品，但对我来说，他就是我的命。就算他真的是一个高危儿，需要我一辈子照顾他，我也不可能放弃他，倾家荡产也要治他，救他。

丈夫、亲戚也找他们谈过，他们每次都说“先付尾款再说”，还推脱“偷渡环境那么恶劣，孩子有问题，你怪得了谁啊。”

和中介沟通无果后，林涵崩溃大哭。

我找了四五位律师咨询，他们都说，代孕在中国不合法，我和中介签订的协议也无效，案件很棘手，打赢官司的可能性很低。

媒体报道后，代孕公司武汉的办事处已经搬走了，但网站还照常开放。

滞留柬埔寨期间，我跟老公矛盾激化，回国后不久就离婚了。我带着孩子去上海看病，从找代孕到给孩子治病，已经花了200多万。孩子查出问题后，保险公司都拒保了。

因为没有发育好，孩子的抵抗力格外差，经常病毒感染，全身严重湿疹。屁股、头上针打多了，现在给他指尖抽血，他都已经不吭声了。那么小一个孩子，每天要去上课、做运动，要让他撑、爬、扶。他有时不想动，就趴在那儿睡觉，或是哭，我心疼得直掉泪。

做了几个月的康复后，孩子病情有所好转。医生说康复治疗要一直做到周岁，再看他情况。

每次我带孩子去做康复治疗时，别人问我宝宝是第几胎、多大年龄生的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你说这种事情说给别人听，不丢人吗？

你问我那时候为什么要找代孕，中国传统的观念是，没孩子，婚姻、家庭、你的人生都是不完整的，所以在这方面去求孩子的，很多女人都是很悲哀的。

你问我后不后悔代孕，后悔也想要个孩子啊！孩子怀到一半的时候，我还想再生一个，但经历那么多之后，我打死也不生了。

林涵给孩子喂药。

孩子在做康复治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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